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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阿斯塔纳4月6日电题：从文学到现实：一位哈萨克斯坦汉学家30余年的中国观察
——专访哈萨克斯坦汉学家法季玛·道列特
中新社记者单璐
从鲁迅、老舍经典作品的俄文译本出发，哈萨克斯坦法拉比国立大学汉学教授法季玛·道列特(FatimaDaulet)已深耕中国文学与社会研究领域三十余年。
从文学到现实，她对中国的理解经历了什么变化？哈萨克斯坦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何转变？信息时代的汉学研究承担何种责任？围绕上述议题，法季玛·道列特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您从何时开始接触中国文学？什么契机让您走向长期而系统的中国研究？
法季玛·道列特：我最初接触中国文学，是从鲁迅和老舍的作品开始的。我读过《狂人日记》《阿Q正传》《药》《孔乙己》，也读过老舍的《骆驼祥子》《猫城记》《月牙儿》。这些作品所揭示的社会不公，让我深受触动。
《狂人日记》中那个被视为“疯子”的人，其实看得更清醒；《阿Q正传》和《孔乙己》让我看到，底层小人物在不断被羞辱与边缘化中，如何通过自我安慰维持最后的尊严。鲁迅、老舍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并没有粉饰生活，而是在诚实地剖析社会。
最让我难忘的是老舍笔下的祥子。书中那些他独自沉默、悄悄落泪的场景，让我感到一种压抑而真实的痛苦。即使到了今天，祥子依然是我精神上十分亲近的人物，因为那种倔强，那种靠自己往前走、不愿轻易放弃尊严的坚持。
每次去北京，我都会去看王府井的祥子雕像。某种意义上，我们都在拉着属于自己的那辆“车”。在我看来，祥子从来不只是文学人物，而是一个始终在我内心与我对话的存在。
正是这种深刻的共鸣，让我从单纯的阅读兴趣走向更系统的中国研究。我开始思考人物命运背后的历史与社会结构，以及语言如何承载情感与冲突。可以说，我进入汉学研究的起点，并不是学术论文，而是一种真诚的共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条路我走得很坚定。
法季玛·道列特在北京王府井与老舍的名著《骆驼祥子》中“祥子拉洋车”的雕塑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中新社记者：30多年来，您对中国的观察理解是否有变化？
法季玛·道列特：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93年2月。那一刻我清楚意识到，眼前的中国与鲁迅、老舍笔下的中国并不完全相同。这不仅是时代差异，也因为我落脚在新疆。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，语言、服饰、饮食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。这里更像一个文化交汇的空间，传统与现代、不同民族与生活方式自然并存。
当时我一直希望去北京。在我的文学记忆里，北京是一座“文学之城”，鲁迅、老舍、巴金等作家的叙事与这座城市密不可分。1999年，我终于来到北京。它也成为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，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层层展开，北京的语言与文化气息让我感到格外亲近。
三十多年来，我往返中国几十次，每一次都能感受到变化——经济高速发展、城市面貌更新、社会结构转型等。但作为一名研究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学者，我更关注深层变化：人们价值观、思维方式以及语言表达的转变。
我长期研究中国语言词汇语义中的文化编码，也在国际期刊发表相关论文。但我始终认为，语料库可以说明“词如何使用”，却未必能解释“人为何这样思考”。因此，我结合田野观察与社会语言学、心理语言学调查，关注真实语言中的价值观变化。
中国的经济进步令人惊叹，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观层面。因为决定社会走向的，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，更在于人们如何理解尊严、成功与失败，以及如何表达自己。正因如此，中国对我而言始终充满吸引力——它是一个不断变化、值得持续观察与研究的对象。
2025年9月22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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